你不是不想上班，你只是得了「空心病」
作者 – 拿铁
监制 – 她姐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
上班只是为了等下班。曾经让人兴奋的爱好，如今提不起一丝兴趣。没有特别想吃的食物，对旅行也没任何期待。表面上依然笑着社交，只有自己知道，内里是空的。
社交平台上，“空心病”这个词正被频繁提起。
豆瓣话题“你如何治愈自己的空心症结？”介绍道：
空心，指的是内心的空洞与精神的贫瘠，不是绝望和痛苦这类强烈的情感，而是一种对生活的无意义感——觉得没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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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北大心理学教授、精神科医生徐凯文首次提出“空心病”这一概念，他表示：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愁温饱、没有遇到大灾大难，但精神空虚，身心俱疲，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甚至找不到自己。
如今，“空心病”正在悄悄成为一代青年的集体困境。
到底什么是“空心病”？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越来越容易陷入空心？在这个倦怠时代，我们如何与空心病对抗、寻找自我疗愈的方式？
一代人的空心感
又是醒不来的一天。
在分不清现实还是梦境的半睡状态中，佳欣努力睁开眼。越是知道今天有重要的事，越是没有力气起床。
她常常这样醒来：头沉，身体空。既没有真正睡踏实的时候，也没有真正清醒的时刻。
接下来，她拖着步子去洗漱、换衣、出门。动作熟练，没有意识地完成一切。
地铁从顺义开往望京，一小时的路程，她通常选择车厢角落的位置。
有时她会观察周围的人在干什么：有人闭眼补觉，有人沉浸在短视频里，每个人都面无表情。
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机械地滑动屏幕，打开公众号，看一眼最近的热点。
哪个话题正在被讨论，哪篇文章在被高频转发。作为一名新媒体从业者，这是她每天的例行公事，但已经很少有热点新闻，能激起她心底的波澜。
《我的解放日志》
到公司后，她照例点一杯 9.9 元的咖啡——夏天冰美式，冬天热拿铁。
味道分不出差别，也尝不出咖啡到底苦不苦了，那是她一天的开始。
她想起来网上那句调侃，“咖啡，是穷人的饮料。因为富人有权利在想睡的时候就睡觉。”
打开电脑，她盯着文档里的一行字，删掉，又重新打上去。
中午点外卖，依旧是那家牛油拌饭——连续两个月，她没换过口味。尝试新的口味，也会消耗她的力气。
下班路上，等红绿灯的间隙，她抬头望着望京那片密集的写字楼。那里成批量地生产繁华与梦想，也制造同等规模的倦怠与颓丧。
灰色的、干巴巴的一天又结束了。
佳欣总觉得累，哪怕一整天什么都没干。她说，自己的能量只够支撑一天做一件事。
生活里仿佛有一堵撞不动的墙。不论她从哪个角落试图翻过去，最后都只是在各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之间，徒劳地来回。
自己到底在忙碌些什么？答案是模糊的。
《我的解放日志》
2001年，墨尔本大学精神病学教授 David W. Kissane 与蒙纳士大学心理学教授 David M. Clarke 首次提出“失志”（demoralization）这一概念。
他们注意到，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一种“存在性绝望”（existential despair）——对生活失去了意义与目标感，既感到无助，也看不到希望。
这种绝望并非来自外部创伤，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存在的塌陷”。
2016年，北大心理学教授、精神科医生徐凯文提出“空心病”这一概念，他观察到一种社会现象：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愁温饱、没有遇到大灾大难，但精神空虚，身心俱疲，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甚至找不到自己。
有来访者向他描述那种感受：“我感觉自己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小岛上，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得到什么样的东西，时不时感觉到恐惧。”
“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我总是对自己不满足，总是想各方面做得更好，但是这样的人生似乎没有头。”
这些陈述看似心理学案例，却越来越像我们这一代人的日常。
《超脱》
佳欣反复质问自己。
生活条件还可以，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好像也没什么理由不幸福，但真正的快乐，却似乎离她很远。
社交媒体上，每个人看起来都兴高采烈。
他们的快乐，有时来自细碎的日常：晒太阳、看日出日落；也有些是明确的目标：升职加薪、进入大厂、环游世界。
在人人都是博主的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在展示自己的成就与精彩生活。佳欣看着这些动态，忍不住心里冒出疑问：他们是真的快乐吗？
她想了解身边人的感受，于是问遍每一个朋友：你上次感到快乐是什么时候？
多数人沉默，回答：“看到你这个问题我需要想很久。”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容易陷入空心？
2016 年，徐凯文教授在《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的演讲中说：
“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或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
当“空心病”这一概念首次提出时，它颠覆了公众对高学历精英的想象——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不应该是最优秀、最充满希望的人吗？怎么会感到人生无意义？
时代已经变了。内卷、无意义、躺平、低能量，成为社会的主流情绪。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关键词“空心病”，你会看到各种人：
还没毕业的重点大学学生，对未来迷茫；身处国外、生活优渥多彩的人，同样感到人生虚无；步入职场的人，在职场中失意、成为被消磨的大多数。
社交媒体上关于空心病的讨论
佳欣记得，自己第一次感到“空”的时刻，是十岁那年。
那时她上小学四年级，刚开始住校生活。当时手机还不普及，要使用 IC 卡在公用电话亭，排队打电话，一周一次。
她满心欢喜拨通家里的电话，听到的第一句话是：“这次期中考试，考了多少名？”
那通她盼了一周的电话，忽然变得毫无意义。原本想诉说的思念，全被成绩这道隐形的标尺挡在外面。
那一刻，她第一次感到被衡量。
这一代人几乎从小就被教育成“考试机器”。习惯取悦老师、家长，满足各种期待——父母的希望、学校的规则、社会的评价标准。考试、升学、奖项、排名、职场考核，每一步都被外部衡量和指引。
电影《阳光普照》中，描绘了一对传统父母，总是在不断比较孩子。片中父亲的口头禅是：“把握时间，掌握方向。”
佳欣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心里一阵发紧。那句台词很熟悉，像一根隐形的鞭子，是一种关于人生方向的压力。
《阳光普照》
进入社会后，空心的感觉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态。
佳欣发现自己的精力极低，每当试图专注工作，身体就会以各种方式抗议：麦粒肿、中耳炎、过敏轮番出现。
她常常无法理解自己的拖稿，那些停滞的时刻像无止境的等待。
暴食、过量咖啡因、抽烟、不断起身走动，打开文档又关闭文档，她仿佛在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
痛苦，让她拖延，拖延又反过来制造新的痛苦。
稿件交出后，她会短暂地松一口气，没有成就感，没有快乐，只有一种虚脱的轻松——“像大病初愈，终于可以喘一口气。”
20岁时，她曾笃信：“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她渴望生活得强烈一些，再强烈一些。
如今，她开始怀疑：那种燃烧，是不是在慢性自焚？
《超脱》
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指出，当下年轻人面对的是一种复杂的困境：
“不光是体力的苦，不光是工作中的具体事务，更是心里积压的那些生活愿望无法实现的苦。内心积累了许多感受、许多探索的意愿，但行动跟不上。当暴风骤雨迎面而来时，大家却缺乏面对的勇气。”
与此同时，奋斗的意义在现实中显得虚无。
父母那一辈曾相信，只要努力、勤奋，按部就班，就一定能改变命运：好成绩、高学历、好工作、稳定生活。
然而，许多人在北京的第一站，是居住在地铁的最后一站。
裁员、年龄焦虑、35 岁职场危机、学历贬值……这样那样的问题，困扰着佳欣，也困扰着当下的年轻人。
她时常觉得自己过着一种“临时生活”，住在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做着随时可能失去的工作，认识一些阶段性的朋友。
她甚至无法想象——不用随时和“附近”告别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
有一次，她和同事吃宵夜，同事感叹，不知不觉在北京房租已经花了20万。她默默算了一下自己的房租支出，心里一惊，不敢再细算。
在遍地存在主义危机中，每个人都迷茫、焦虑。吐槽工作，抱怨无止境的加班。
从上海出差回北京，她乘坐周日晚上的“京沪牛马专线”。整个车厢的人都在办公：左手边的女士在制作 PPT，右手边的大哥不断开电话会议。
每个人都像精密运转的机器，高效却机械。
梁永安说：“我们用鞭子抽打自己，一辈子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又狭窄。”
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站点”：完成学业、结婚、生子，按部就班地获得稳定感与安全感。
佳欣却始终没有这样的方向感。
她的工作，让她整日关注社会热点与各种宏大议题，而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却悬浮在宏大叙事与琐碎琐事之间。
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她无从知晓。
没意义，没关系。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中提出，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
无数打工人迷失在持续不断的劳动之中，将工作内化为自身价值与意义的衡量标准，在过度的积极性中自我剥削，直至精疲力尽。
佳欣本能地想逃离那种“空心”的感觉，于是开始寻找出口。
心理学研究指出：将意义感和价值感锚定在越多的对象上面，每一个对象所承载的负担就越小。当其中某一环节出现波动，你仍能从其他对象获得反馈和能量。
她去做义工、换宿旅行、打工度假，也尝试各种运动。每一次尝试都在当下带来短暂的充实感，但很快又归于平淡。
她一次次地验证着一个事实：多样化的体验可以减轻单一生活的压力，却无法填补心里的空洞。
在尝试的过程，她告诉自己要学会接纳——接纳敏感、焦虑、低能量的自己。
她发现，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不会频繁地把“寻找人生意义”挂在嘴边。
有些人就是可以自由自在、毫无目的、毫不着急地玩着，不在乎时间的流逝，也不受未来的侵扰。
时至今日，佳欣还是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现在的工作。
喜欢的话，为什么写稿时常常痛苦？不喜欢的话，又是什么支撑她继续？
她想到那些受访者，他们在对话中释放的善意。或许那是她仍能坚持写下去的理由。
电影《阳光普照》里说：人的一生只有两件事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拥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每个人都会死亡。
人人都知道生命有限，但我们依旧不停追问：“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佳欣的“空心病”没有消失，相反，她发觉那可能是她一生的命题。
生活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是她选择了去追问、去怀疑，选择了那种非要问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执拗。
前不久，她决定一次性用掉所有假期，独自旅行。过去独行时，她总会在看到美景的时刻，浮现一个念头——如果朋友在身边就好了，快乐也许会翻倍。
但这一次，她没有这样想。
树木郁郁葱葱，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斑驳地洒下来，置身其中，就是进入了无人的怪诞森林。
她走在林中，雾气缠绕，风很轻，一切都有颜色、有重量。那一刻的幸福感，具体而真实。
她忽然觉得，不一定要立刻找到生活的答案，也没关系。
作者: 她刊
你不是不想上班，你只是得了「空心病」
作者 – 拿铁
监制 – 她姐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
上班只是为了等下班。曾经让人兴奋的爱好，如今提不起一丝兴趣。没有特别想吃的食物，对旅行也没任何期待。表面上依然笑着社交，只有自己知道，内里是空的。
社交平台上，“空心病”这个词正被频繁提起。
豆瓣话题“你如何治愈自己的空心症结？”介绍道：
空心，指的是内心的空洞与精神的贫瘠，不是绝望和痛苦这类强烈的情感，而是一种对生活的无意义感——觉得没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2016年，北大心理学教授、精神科医生徐凯文首次提出“空心病”这一概念，他表示：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愁温饱、没有遇到大灾大难，但精神空虚，身心俱疲，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甚至找不到自己。
如今，“空心病”正在悄悄成为一代青年的集体困境。
到底什么是“空心病”？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越来越容易陷入空心？在这个倦怠时代，我们如何与空心病对抗、寻找自我疗愈的方式？
一代人的空心感
又是醒不来的一天。
在分不清现实还是梦境的半睡状态中，佳欣努力睁开眼。越是知道今天有重要的事，越是没有力气起床。
她常常这样醒来：头沉，身体空。既没有真正睡踏实的时候，也没有真正清醒的时刻。
接下来，她拖着步子去洗漱、换衣、出门。动作熟练，没有意识地完成一切。
地铁从顺义开往望京，一小时的路程，她通常选择车厢角落的位置。
有时她会观察周围的人在干什么：有人闭眼补觉，有人沉浸在短视频里，每个人都面无表情。
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机械地滑动屏幕，打开公众号，看一眼最近的热点。
哪个话题正在被讨论，哪篇文章在被高频转发。作为一名新媒体从业者，这是她每天的例行公事，但已经很少有热点新闻，能激起她心底的波澜。
《我的解放日志》
到公司后，她照例点一杯 9.9 元的咖啡——夏天冰美式，冬天热拿铁。
味道分不出差别，也尝不出咖啡到底苦不苦了，那是她一天的开始。
她想起来网上那句调侃，“咖啡，是穷人的饮料。因为富人有权利在想睡的时候就睡觉。”
打开电脑，她盯着文档里的一行字，删掉，又重新打上去。
中午点外卖，依旧是那家牛油拌饭——连续两个月，她没换过口味。尝试新的口味，也会消耗她的力气。
下班路上，等红绿灯的间隙，她抬头望着望京那片密集的写字楼。那里成批量地生产繁华与梦想，也制造同等规模的倦怠与颓丧。
灰色的、干巴巴的一天又结束了。
佳欣总觉得累，哪怕一整天什么都没干。她说，自己的能量只够支撑一天做一件事。
生活里仿佛有一堵撞不动的墙。不论她从哪个角落试图翻过去，最后都只是在各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之间，徒劳地来回。
自己到底在忙碌些什么？答案是模糊的。
《我的解放日志》
2001年，墨尔本大学精神病学教授 David W. Kissane 与蒙纳士大学心理学教授 David M. Clarke 首次提出“失志”（demoralization）这一概念。
他们注意到，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一种“存在性绝望”（existential despair）——对生活失去了意义与目标感，既感到无助，也看不到希望。
这种绝望并非来自外部创伤，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存在的塌陷”。
2016年，北大心理学教授、精神科医生徐凯文提出“空心病”这一概念，他观察到一种社会现象：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愁温饱、没有遇到大灾大难，但精神空虚，身心俱疲，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甚至找不到自己。
有来访者向他描述那种感受：“我感觉自己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小岛上，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得到什么样的东西，时不时感觉到恐惧。”
“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我总是对自己不满足，总是想各方面做得更好，但是这样的人生似乎没有头。”
这些陈述看似心理学案例，却越来越像我们这一代人的日常。
《超脱》
佳欣反复质问自己。
生活条件还可以，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好像也没什么理由不幸福，但真正的快乐，却似乎离她很远。
社交媒体上，每个人看起来都兴高采烈。
他们的快乐，有时来自细碎的日常：晒太阳、看日出日落；也有些是明确的目标：升职加薪、进入大厂、环游世界。
在人人都是博主的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在展示自己的成就与精彩生活。佳欣看着这些动态，忍不住心里冒出疑问：他们是真的快乐吗？
她想了解身边人的感受，于是问遍每一个朋友：你上次感到快乐是什么时候？
多数人沉默，回答：“看到你这个问题我需要想很久。”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容易陷入空心？
2016 年，徐凯文教授在《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的演讲中说：
“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或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
当“空心病”这一概念首次提出时，它颠覆了公众对高学历精英的想象——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不应该是最优秀、最充满希望的人吗？怎么会感到人生无意义？
时代已经变了。内卷、无意义、躺平、低能量，成为社会的主流情绪。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关键词“空心病”，你会看到各种人：
还没毕业的重点大学学生，对未来迷茫；身处国外、生活优渥多彩的人，同样感到人生虚无；步入职场的人，在职场中失意、成为被消磨的大多数。
社交媒体上关于空心病的讨论
佳欣记得，自己第一次感到“空”的时刻，是十岁那年。
那时她上小学四年级，刚开始住校生活。当时手机还不普及，要使用 IC 卡在公用电话亭，排队打电话，一周一次。
她满心欢喜拨通家里的电话，听到的第一句话是：“这次期中考试，考了多少名？”
那通她盼了一周的电话，忽然变得毫无意义。原本想诉说的思念，全被成绩这道隐形的标尺挡在外面。
那一刻，她第一次感到被衡量。
这一代人几乎从小就被教育成“考试机器”。习惯取悦老师、家长，满足各种期待——父母的希望、学校的规则、社会的评价标准。考试、升学、奖项、排名、职场考核，每一步都被外部衡量和指引。
电影《阳光普照》中，描绘了一对传统父母，总是在不断比较孩子。片中父亲的口头禅是：“把握时间，掌握方向。”
佳欣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心里一阵发紧。那句台词很熟悉，像一根隐形的鞭子，是一种关于人生方向的压力。
《阳光普照》
进入社会后，空心的感觉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态。
佳欣发现自己的精力极低，每当试图专注工作，身体就会以各种方式抗议：麦粒肿、中耳炎、过敏轮番出现。
她常常无法理解自己的拖稿，那些停滞的时刻像无止境的等待。
暴食、过量咖啡因、抽烟、不断起身走动，打开文档又关闭文档，她仿佛在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
痛苦，让她拖延，拖延又反过来制造新的痛苦。
稿件交出后，她会短暂地松一口气，没有成就感，没有快乐，只有一种虚脱的轻松——“像大病初愈，终于可以喘一口气。”
20岁时，她曾笃信：“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她渴望生活得强烈一些，再强烈一些。
如今，她开始怀疑：那种燃烧，是不是在慢性自焚？
《超脱》
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指出，当下年轻人面对的是一种复杂的困境：
“不光是体力的苦，不光是工作中的具体事务，更是心里积压的那些生活愿望无法实现的苦。内心积累了许多感受、许多探索的意愿，但行动跟不上。当暴风骤雨迎面而来时，大家却缺乏面对的勇气。”
与此同时，奋斗的意义在现实中显得虚无。
父母那一辈曾相信，只要努力、勤奋，按部就班，就一定能改变命运：好成绩、高学历、好工作、稳定生活。
然而，许多人在北京的第一站，是居住在地铁的最后一站。
裁员、年龄焦虑、35 岁职场危机、学历贬值……这样那样的问题，困扰着佳欣，也困扰着当下的年轻人。
她时常觉得自己过着一种“临时生活”，住在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做着随时可能失去的工作，认识一些阶段性的朋友。
她甚至无法想象——不用随时和“附近”告别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
有一次，她和同事吃宵夜，同事感叹，不知不觉在北京房租已经花了20万。她默默算了一下自己的房租支出，心里一惊，不敢再细算。
在遍地存在主义危机中，每个人都迷茫、焦虑。吐槽工作，抱怨无止境的加班。
从上海出差回北京，她乘坐周日晚上的“京沪牛马专线”。整个车厢的人都在办公：左手边的女士在制作 PPT，右手边的大哥不断开电话会议。
每个人都像精密运转的机器，高效却机械。
梁永安说：“我们用鞭子抽打自己，一辈子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又狭窄。”
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站点”：完成学业、结婚、生子，按部就班地获得稳定感与安全感。
佳欣却始终没有这样的方向感。
她的工作，让她整日关注社会热点与各种宏大议题，而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却悬浮在宏大叙事与琐碎琐事之间。
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她无从知晓。
没意义，没关系。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中提出，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
无数打工人迷失在持续不断的劳动之中，将工作内化为自身价值与意义的衡量标准，在过度的积极性中自我剥削，直至精疲力尽。
佳欣本能地想逃离那种“空心”的感觉，于是开始寻找出口。
心理学研究指出：将意义感和价值感锚定在越多的对象上面，每一个对象所承载的负担就越小。当其中某一环节出现波动，你仍能从其他对象获得反馈和能量。
她去做义工、换宿旅行、打工度假，也尝试各种运动。每一次尝试都在当下带来短暂的充实感，但很快又归于平淡。
她一次次地验证着一个事实：多样化的体验可以减轻单一生活的压力，却无法填补心里的空洞。
在尝试的过程，她告诉自己要学会接纳——接纳敏感、焦虑、低能量的自己。
她发现，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不会频繁地把“寻找人生意义”挂在嘴边。
有些人就是可以自由自在、毫无目的、毫不着急地玩着，不在乎时间的流逝，也不受未来的侵扰。
时至今日，佳欣还是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现在的工作。
喜欢的话，为什么写稿时常常痛苦？不喜欢的话，又是什么支撑她继续？
她想到那些受访者，他们在对话中释放的善意。或许那是她仍能坚持写下去的理由。
电影《阳光普照》里说：人的一生只有两件事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拥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每个人都会死亡。
人人都知道生命有限，但我们依旧不停追问：“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佳欣的“空心病”没有消失，相反，她发觉那可能是她一生的命题。
生活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是她选择了去追问、去怀疑，选择了那种非要问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执拗。
前不久，她决定一次性用掉所有假期，独自旅行。过去独行时，她总会在看到美景的时刻，浮现一个念头——如果朋友在身边就好了，快乐也许会翻倍。
但这一次，她没有这样想。
树木郁郁葱葱，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斑驳地洒下来，置身其中，就是进入了无人的怪诞森林。
她走在林中，雾气缠绕，风很轻，一切都有颜色、有重量。那一刻的幸福感，具体而真实。
她忽然觉得，不一定要立刻找到生活的答案，也没关系。
作者: 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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