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待着就是在受折磨，比坐牢还难受。”由于成绩差，在学校处于被放逐状态的李风告诉作家梁鸿。

过去三年，梁鸿走访了中国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和农村，寻找那些因为情绪问题休学、退学的孩子，并把观察写成了新书《要有光》。

这些孩子的外在表现大相径庭：有人暴躁反抗，有人沉默封闭。神奇的是，尽管他们的家庭背景、经济情况和学习成绩各不相同，生病后的表现却高度一致——拒绝上学。

通常，人们会把不去上学的孩子，称为“厌学”，但与孩子们深入接触后，梁鸿觉得这个用词有些傲慢和不准确。

她坐在我们面前，认真地纠正这个说法：“很多孩子其实很想上学，很想走出门，只是他们真的无法做到了。”

孩子拒绝上学，并不都是因为学业上的高压。每个个体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又似乎共同指向了某种时代精神困境。

一位心理咨询师对梁鸿说，是生病的人在替我们受苦。作为社会承压的神经末梢，孩子最为脆弱，最先崩溃，也最直接地暴露了社会每个人身上习焉不察的隐性暴力。

“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成年人）是有问题的，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以下根据与梁鸿的对谈及《要有光》整理而成：

精神科，排满穿校服的孩子

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生病，梁鸿第一次走进了北京的精神科。

现实的情况让她震惊。候诊大厅和诊室的长队里，超过一半都是面庞稚嫩、眼神空洞的孩子。大部分孩子穿着校服，看完病就马上要回学校上课。

他们的身旁大多是焦虑憔悴的母亲。孩子与家长之间互不交流，各自压抑。

从那些黯淡无光的眼睛里，梁鸿第一次感受到了精神的痛苦是一种多么真实的痛苦。“绝不是说，你坚强点就可以了，你再熬一下就过去了”。

这只是庞大数字的冰山一角。数据显示，中国6-16岁少年儿童精神障碍流行率达17.5%，这意味着每6个孩子中，就有1人正面临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

电视剧《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

梁鸿想听听这些孩子们的声音。她在网上发布了一则消息，询问是否有孩子和她愿意聊一聊心事。

一个叫雅雅的女孩回复了她。于是，梁鸿便背着包来到了她所在的滨海市，由此开始了一项覆盖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县城和农村的调查。

神奇的是，哪怕家庭背景、经济情况和学习成绩都不尽相同，孩子们生病的表现却高度统一——拒绝上学。

严重的孩子，会把自己关在房间，拒绝接触外界的一切。他们完全失去了生活的动力，数月不出门、不洗澡、不洗头，任由一绺一绺的头发遮住眼睛，披散在肩上。

这种封闭不仅是空间上的隔离，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断联。有些孩子被问到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毫无波澜，没有与人交流内心的意愿。

电视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还有孩子在碰到惧怕的父母时，会惊恐发作，突然瘫软在地，浑身发抖，甚至陷入短暂昏迷。

不被允许休学的孩子，甚至会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表达无力和反抗。

受不了超级中学严苛管理的敏敏，在多次向家长提出换学校的诉求无果后，用水果刀割过腕，喝过洗衣液。

一次，在摄入致死量的药片后，她被送去医院急救洗胃。爸爸在一旁讽刺她：“你不是想死吗？怎么最后给我打电话了。”

聆听、共情并记录他人的痛苦，无疑是一个煎熬的过程，但梁鸿坚持了下来。

聊起那些生病的孩子时，梁鸿不喜欢谈“共性”，她认为这个词会遮蔽许多具体的问题。相反，她试图通过深入了解具体个体的困境，从中捕捉某种时代症候。

她想弄清楚，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家长似乎拥有了更多的知识，越来越重视教育，为什么生病的孩子却越来越多？

我们的孩子，是怎么生病的？

在县城，一位毕业生向梁鸿复述了自己高中时的一天。学生在那里过着集中营式的生活，每天5：30起床，22：30熄灯，中间的每个时间段都被严格安排和监控。

每到课间，一层楼400多个学生需要抢仅有的6个坑位。在这样人为制造的紧迫下，几乎所有学生都有痔疮、便秘。

家长们明知这样的模式很可能逼出问题，却依然抢着把孩子送进去。在精神科医生张殊看来，这种选择背后有家长的侥幸心理，也暗含着一个残酷的逻辑：别人都能熬过去，怎么就你熬不过去，那肯定是你的问题。

事实上，有些人只是表面上熬过去了。到了大学，很多孩子还是会出现情绪问题，根源就藏在过去的压抑之中。

《十三邀》第八季

生活在这样密不透风的时间中，孩子已经十分脆弱，就连善意的鞭策，也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梁鸿向我们讲起一个对她很有启发，但最终由于篇幅等原因忍痛删除的故事。

那是一个高三休学的女孩。由于英语底子好，老师想让她更拔尖，每周给她额外布置背诵新概念英语的任务。

在本就紧张的学习时间下，女孩总是完不成任务，因此不敢面对老师的目光。久而久之，被愧疚和压力压垮的她，没有勇气去学校了。

电视剧《安娜》

“没有谁对谁错，它就是一个时间和精神压力的问题。”梁鸿一边感叹，一边总结道：“老师是好心，但是对那个女孩来说，压力已经到极限了，不能够再随随便便给她更多任务了。”

无论是在超级中学横行的县城，还是教育资源丰富的北京海淀区，梁鸿都能感受到这代孩子的高度紧绷。

家庭，本可以在紧绷之中作为一道情感支持的屏障，但现实中，父母充当的往往是沉重氛围的传导器。

梁鸿发现，家长很难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思考他们在学校的一天有多累。大部分家长没有勇气对熬夜写作业的孩子说，今天别做了，我来跟老师解释。

“我们会考虑很多东西，但唯独没有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不能说不爱孩子，但是这种爱的方式，这种位置的摆放，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电视剧《底线》

即使是优等生，也会在周围人对成绩的过度关注中，坠入优绩主义深渊，在紧绷的状态下自我惩罚。

雅雅在一次考试中拿下第一名后，失去了上学的勇气。

从幼儿园开始，雅雅就在周围人的反应中，不断习得优绩主义的规则：够努力，够优秀，才能获得奖赏，受到关注。她也很享受这种被众人关注的感觉。

可在尖子生汇聚的高中，一向名列前茅的她，第一次尝到了从优等滑落的滋味。分科后，她重回第一，却自此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严重的时候，同桌翻卷子的声音，也会让她焦虑到浑身出汗，无法落笔写字。

电视剧《未知的首尔》

很多心理咨询师告诉梁鸿，他们接触到的大部分孩子，都是和雅雅一样的优等生。

这些孩子得到过优绩主义的承诺和奖赏，更加惧怕落后。因为成绩一旦坍塌，他们就找不到自我价值了。

在梁鸿看来，困住这些孩子和家庭的紧张和焦虑，是全社会工具化的表现。

在一元的评价体系下，成功的路径只剩下了考学，但在内卷的今天，这条道路正变得越来越狭窄、残酷和惨烈。

与此同时，新的道路并不被接受。我们每个人仍然在不假思索地传递着社会偏见。

《十三邀》第八季

有孩子讲起六年级时，班主任鼓励大家好好学习，“不然就只能当快递员” 。有孩子在成为差生后，被老师劝退。休学的孩子去快餐店应聘服务生，还要因为“不好好上学”，被店长指指点点：“（这里）不是个接收站，谁来都可以。”

在不容有失的单一轨道上，学习成绩是唯一衡量标准，没有人敢停下来。

回顾调查过程，梁鸿最大的痛感，不是孩子们情绪问题的产生，而是那些问题，本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

在梁鸿接触的家庭中，大多数孩子会大方坦露病情，反倒是不少家长，对精神疾病一无所知，且病耻感更严重。

即便已经走进心理咨询室和精神科，许多家长依旧意识不到自己的孩子发生了什么。

他们趁着暑假，慌慌张张地带孩子看病，希望孩子吃点药、咨询几次就好了，不要耽误开学时间。至于到时候孩子好没好，好像并不重要了，上学才是第一位的。

心理咨询师透露，当家长以实用主义的心态带孩子看病时，孩子往往是真的好不了。假期结束，有的孩子复学几天，又回到了医院。

即使接受了孩子生病的事实，家长也常常会对疾病有一种灾难化想象。作为成年人的他们，比孩子先一步崩溃。这给本就陷于情绪问题的孩子，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电影《年少日记》

当雅雅大哭着向妈妈倾诉时，妈妈比她哭得还厉害。看着情绪失控的母女俩，爸爸变得异常暴躁，不止一次摔门而去。在他看来，哭是一种耻辱。

雅雅的爸爸一直不能接受女儿会有心理问题，从来没有陪她去过医院。他还会跪在地上一边向女儿磕头，一边叫喊着：“你快点好啊，我们都受不了了。”

为了陪休学在家的孩子，雅雅的妈妈经常请假，有时还会被领导批评。这些情况她都一五一十告诉了雅雅，并对她说：“因为你，我的工作快没了。”

雅雅妈妈的朋友也在不停劝雅雅，让她要坚强，不能太脆弱。

大人们的话语，让雅雅感觉像动物园里被观看的猴子。后来，她被父母送去住院。妈妈事后解释，当时要是不这么做，她就要崩溃了。

对此，雅雅反驳道：“难道不是你应该住院吗？”

相比起无措的的父母，反倒是孩子们的思考更加成熟。身处情绪的泥沼中，大部分孩子都在积极地自救，他们剖析创伤产生的原因，正视自己的痛苦，努力地带着创伤前行。

父母闹离婚时，夹在中间的敏敏被当作筹码，一边遭受着妈妈的暴力，一边承受着爸爸的冷酷。当敏敏被妈妈不停扇巴掌时，电话一头的爸爸只说了句：“你们俩的事情你们俩先处理，我先挂了。”

敏敏对父母唯一的要求，是一句道歉，但他们都不承认有错。妈妈在她面前点开别人打孩子的视频说：“你看人家打那么狠，我打得都是轻的。”

电视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如今，敏敏的手腕上依旧有一道道纵横交错的伤痕，但她已经可以语调平稳地讲述这个故事，甚至从父母的角度理解痛苦的产生与延续。

敏敏父母的结合，带着与原生家庭赌气的成分。敏敏爸爸的初恋，被家里无情拆散；敏敏妈妈则同样拥有一个家暴、掌控欲强的母亲。人到中年，他们把自己受到的创伤，以暴力的形式延续到了下一代的身上。

而同样受到创伤的敏敏，已经开始试着抽离女儿的身份，理解父母。

“不可能完全不抱怨，但理智下来的时候就会想，我爷爷奶奶和外婆外公在精神上给我爸爸妈妈的，都不是很好的东西，这导致我爸妈会把那些用在我身上。”

“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甚至有些时候都没有我成熟。”

电视剧《怒呛人生》

对于创伤，高中休学的吴用有着比大人更沉重，也更坦诚、不伪饰的理解：“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与存在和时间相关，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并不是可疗愈的东西。”

吴用在典型的鸡娃教育下长大，不到三岁便奔波于各种培训班，几乎没有周末。初中时，他对数学表现出了超常的兴趣，吴用妈妈因此想让儿子通过竞赛上清北。

但在封闭训练的竞赛培训班，吴用感到痛苦。他喜欢数学的美，喜欢从学习和思考中获得安宁，而不是成为一个刷题机器。

妈妈从未真正理解吴用的痛苦。培训班待不下去，她就找一对一家教、找新学校，拼命想让儿子回到“正确”的道路。在一次次的反抗和被无视下，吴用的精神和身体逐渐到达极限，被诊断出了心境障碍倾向。

休学后，吴用对妈妈说：“你的正确是对我思想的一种毁灭。”

“大家各有各的轨迹，你非要认为有一种广泛的相同的社会轨迹，有一种必然的社会归属，这种观念会折磨你，最终也会折磨我。社会上每个人都在受折磨。”

惯性

写作到一半时，梁鸿突然发现，书中父亲的形象极少，她努力回想未果，只好按照遇到的真实情况书写。

“为什么是母亲在带着孩子求医，焦虑、失控？因为大家天然地会觉得你跟孩子更近，这是你的责任。”

在几千年文化的影响下，所有人天然地把母性视为女性与生俱来的天性，进而把养育孩子的一切责任，都压在了母亲身上。当孩子出现问题之后，母亲往往是第一个被问责的对象。

大多数父亲会逃避，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勇气和能力正面孩子的精神问题。同时，那些谴责妻子的话语在他们的嘴边呼之欲出——“都是你惯的”“都是你没教好”。

“这些话背后，本身折射出的就是一个缺席的父亲。”梁鸿直接地戳破。

但她同时也表示，她不是想谴责父亲的失职，而是想指出，这种集体无意识般的性别分工惯性，对所有人造成的伤害。

电视剧《都是她的错》

许多父亲意识不到，自己的缺席也是孩子情绪问题的一环。并且，沉默逃避的父亲们，往往间接制造着一个个歇斯底里的母亲。

当孩子与母亲相互捆绑太紧时，一个又一个失控母亲的诞生似乎是必然的。如果有了父亲的参与，最起码母亲的疲惫能被减少一点，亲子之间也能由此获得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梁鸿这样想。

性别分工之外，还有很多类似的惯性，让许多家长无知无觉地陷入其中，即使意识到了问题，也依然难以改变。

在儿子小健冲击清北失败后，被现实当头棒喝的沈春才从教育狂热中醒来，意识到自己在很多时刻，变成了围剿孩子的共谋者。

作为一个海淀妈妈，小时候，沈春带着孩子周游各地，增长见识，教会他什么是真，什么是美。但到了高中，为了帮助小健考上清北，她又否定了之前传授的价值观，要求孩子回到笼子里厮杀。

小健曾经拿出一篇满分作文问她：“妈，你真觉得这个好吗？你不觉得这个很假吗？”

电影《阳光普照》

历史系毕业的沈春赞同那篇作文匠气，不如儿子被扣20多分的文章。但为了孩子能提分，最终她还是把真话压在心底，说教了孩子一通，而后又打印了很多范文，让他照着写。

后来，小健选择出国留学。他目标明确，不管去哪儿，只要能学物理就行。

留学咨询老师对沈春说：“你的孩子非常好，特别有想法，真正有问题的是你，你看你的表情，你全身传递出的信息就是焦虑。”

在精神科医生张殊看来，父母这一代才是“空心病人”。他们把人生全部建立在挣钱和社会地位上，但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这些远远构不成生命的意义。他们思考的是“我为什么活着？”“什么是真正的自我？”

一定意义上，这种价值观的错位，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但它也会形成亲子之间巨大的冲突。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写道：“我们应当知道，孩子所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于是，在这场冲突中，受到挤压的必定是处于弱势的孩子。

电视剧《安娜》

在滨海市，梁鸿进入一个差生补习班深入观察。那里的负责人阿叔对家长抱有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与其在家长那里浪费时间，不如把目光投向孩子。他不相信家长能改变自己。

一开始，梁鸿会与阿叔争辩，认为他的观点太过偏激。但最后，梁鸿理解了阿叔的偏执。

她无奈叹了口气：“愿意改变的家长很多，但是改变真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认知的改变。”

也有家长委屈地表示，都在要求家长体谅孩子，中年人的压力和苦衷，又有哪个孩子能共情？

梁鸿理解这种抱怨，但也犀利地指出，这实质上是家长在推卸作为成人的责任。

因为一个家庭的氛围，主要是成人塑造出来的，“你不能先要求孩子，你得先要求你自己”，“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已经在要求你的孩子去报恩”。

看见和松动

新书出版后，梁鸿对部分孩子进行了回访。幸运的是，大部分孩子都在向前走。

初一后休学3年的敏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考上了高中。雅雅也顺利申请到香港的大学。

申请时，雅雅详细叙述了休学的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如何使自己萌发了将西方心理学与中国的情况相结合的理想。她在文书中写道：“我知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但我可以迈出第一步。”

梁鸿很欣慰，孩子们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情绪上困扰或许还会反复出现，但梁鸿相信，走过那样艰难的一段时光后，他们会警醒自己，不被情绪吞噬。

电视剧《未知的首尔》

《要有光》的书名源于雅雅复学后的一篇日记。她对自己说：“你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有不被定义的自由。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你。别吹灭那光。长大快乐。”

梁鸿最初将书名取为“别吹灭那光”，后来，为了传达更多的希望和力量，改成了“要有光”三个字。

在她看来，孩子本身就是有光的，他们内心有许多深刻的洞察和想法，即使困在黑暗的洞穴中，仍然希望过一种有光、有尊严的生活。

同时，她也希望家长能够真正看见孩子，别吹灭孩子的光。

“我们也懦弱，也脆弱，但我们不要把这些转嫁到孩子身上，去泄私愤。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有限性，同时意识到孩子的有限性。他也是一个脆弱的、胆小的、平凡的孩子，我们为什么要求那么严苛呢？”

这是一种呼吁，而非控诉。

梁鸿多次表示，她写这本书是想要找到一个个发生质变的节点。这样的节点就存在于我们最日常的话语和行为中，被一代代传承延续，我们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它的问题。

新书出版后，梁鸿奔波不同城市举行分享会。有家长握着她的手，对她诉说自己孩子的故事，表达他们受到的震动；还有家长买了好几本书，打算送给几个孩子处于关键时期的朋友。

虽然她们还没有弄清楚亲子关系的症结所在，但至少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并决定和朋友一起，从梳理自己的思维、看见孩子的痛苦开始，试着调整与孩子的相处方式。

这让梁鸿深受鼓舞和感动。尽管改变根深蒂固的认知很难，她依然寄希望于每一个受到震动的时刻，“只有所震动，才可以有所思考”。

她想，如果孩子们的故事能让个体身上顽固的惯性有那么一丝松动，那么我们的未来，可能就会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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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