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会让男性观众感到“不适”的作品。以女性生殖器官为原型的镀金装置上，蕾丝纹理缠绕其中，足够直白、坦荡。

展厅里，路过的男性大多转移视线，或是绕道而行。艺术家柳溪在一旁观察他们的反应，觉得有趣。这种“冒犯”，正是她想要的效果。

长久以来，女性的身体要么是被凝视的客体，要么是需要遮蔽的羞耻。而柳溪，偏要用最耀眼的金色，强迫大众去正视它。

她将这组作品命名为《我们的神很了不起》，在她看来，女性身体是孕育生命的第一个国度，本该是值得骄傲的“神”，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感到羞耻？

在初冬的景德镇，我们见到了柳溪。她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有着旺盛的表达欲，聊起天来，毫不掩饰身上的锋芒。

看似强硬的姿态背后，是一个山东女孩漫长的自我修复。

作为家中不被期待的女儿，她的过去在重男轻女的夹缝中被挤压变形。这种生命的痛感，在她接触陶瓷时找到了共鸣。

柳溪告诉我，陶瓷在烧制中会收缩17%，正如女性们被挤压缩水的人生。

于是，制作陶瓷的泥土成了她反击的武器。

在景德镇，她用38块陶瓷搓衣板纪念母亲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经受的磨损；把“语言暴力”刻入瓷器，让女性受到的隐形伤害显形；用泥土制成哺乳后的乳头元素，堆起像坟丘一样的乳房，试图把那些被忽略的女性，烧制成坚硬的实体，以此抵抗遗忘。

我们和她聊了出走与创作的故事。她告诉我们：女性要争取的不仅仅是“上桌吃饭”的权利，更是坐在桌上发出真实声音的自由。

以下是她的讲述：

我们的神很了不起

《我们的神很了不起》是一组以女性生殖器官为原型的装置，表面布满蕾丝纹理，直白地挂在墙上或平躺在展台上。

这组作品在上海展览时，我观察到，有很多男生会对它避而不见，径直地绕开。

可能我的作品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冒犯，对于冒犯，他们感到不适了。

这种不适感，正是我想要的。

很多时候，大家对女性权利是忽视和避而不谈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总习惯用性别把事情简单化：“你是女生嘛，那就算了”，或者“你是女生才这样。”

既然如此，我也要让观看的男性处于一个不舒适，甚至被冒犯的区域，也想让他们进行自我反思：你（男性）都让我感觉到不适了，我让你感觉一下又怎么了？

对于这组作品，我没有任何羞耻感。大家都说妈妈是我们的第一个国度，我们通过母亲来到这个世界。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避讳女性的生殖器官呢？

这组作品像小火炖汤一样，是慢慢熬出来的。

它的灵感来自于2018年，我在印尼巴厘岛旅居、创作期间。

在那里，我看到很多来自欧洲的艺术家，她们出门创作，享受生活。而许多当地的女性，无法外出工作，只能待在家里日复一日地劳作，没有自主权，连自我意识都很微弱。

2019年底我又去了趟印度，这种冲击更强了。在餐厅里，服务员几乎都是男性，我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我意识到，如果只活在外界的眼光和标准里，女性是无法获得力量的，只有把目光收回来，意识到女性自身就是一座宝藏，我们的价值才不会被这个世界忽略。

于是，我开始“造神”。

反复实验后，我选择了含铁量丰富的泥土，又买来蕾丝，把它压印在泥土上。在十六七世纪的欧洲，蕾丝是贵族用于领口袖口的装饰，到了工业化时代，它变得随处可见。

无论何时，蕾丝的编织最初都源于女性的劳作。我把这种代表女性劳作的肌理，压进泥土里，作为装饰的一部分。

最后，我给她们上色。

这些作品分为黑色和金色。黑色带有金属质感，像钢铁一样坚硬；而金色，在过去只有皇帝才能使用。

但在今天，我把它镀成金色，是因为当女性的力量成为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我们可以为自己赋权。

逃离

这种为女性赋权的力量并非天生就有，它源于我被打压、忽视的童年经历。

从刚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不是那个被期待的男孩。

我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山东家庭里，有一个姐姐。在当时北方农村的刻板印象里，男孩可以养老送终，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但女孩不行。

既然头胎是个女孩，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所有人都期望会是个男孩。

结果生的又是个女孩。我妈看到生出来的是个女生，当场就哭了。

年幼时的柳溪和妈妈

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类似的被忽视的经历。小时候，我奶奶会给堂哥买猪头肉吃，但只给我买油条，因为她觉得我不配吃更好的肉。堂哥可以随意和奶奶要钱买冰糕，但我一定要帮奶奶干活，她才会给我钱，让我去买雪糕吃。

那时我就有一种感觉，我想要得到什么东西，要更加努力才行。

除了家庭内被忽视外，还有来自外界的打压。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爸破产了，我的很多同学是被欠薪工人的孩子，他们开始霸凌我，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债务还清。那时，我已经习惯了被霸凌。

被忽视、被打压、被霸凌，未成年的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好像只有出走，去接触一个新的环境，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希望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就特别努力地去考学。

上小学的时候，我别的事情没怎么被认可，但是画画还挺好的，当时班里需要参加什么绘画比赛，老师都会叫着我。

初二在朋友的建议下学画画，我是非常懵懂的，也不懂得什么叫艺术，画画只是我出走和逃离的路径。

我像抓着根救命稻草一样，希望能通过它脱离这一切，只要往外走，就可以不被霸凌，至少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了。

初中毕业后，我以第四的美术专业成绩考到了全区最好的高中，并立志要考去最好的大学。

在我当时的认知里，中央美术学院就是最好的专业类学校。第一年高考时，专业课发挥得不太好，没能去成，我后面又复读了一年。

高考前的最后三四个月，我来北京参加画画集训。我们十几个女孩住在地下室，晚上一起去北京西站画速写，车站的人像会更生动嘛。

我们常常画到凌晨一两点再回去，虽然辛苦，但动力特别足。

结果出来的那一刻，像有颗星星突然砸到了我头上，我考上央美了。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的那个暑假，我画了一张插画，我到现在还记得画里的内容：是一个人站立着，特别伟岸，腰板挺得直直的。

看着那幅画，我心里有一种小小的骄傲，觉得：诶，我好像可以，我能行，人生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尽管在那个阶段，我还需要借用录取通知书这样一个权威的东西，来确定自己的价值，但那个“挺直腰板站立”的状态，是我确立自我的第一步。

现在看来，那幅画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萌芽。我觉得女孩子值得拥有那一刻。

我没有因为考上大学，就彻底挣脱之前那种压抑的状态。

被霸凌的经历和重男轻女的思想，像根线一样，每当我想放飞的时候，它们都会往回牵着我，这种自卑感会隐隐作痛，不断地反复。

我还记得，高三那年，我为了参加画画集训，第一次来北京的场景。我和朋友临时买了一张绿皮火车的夜车票，晃晃悠悠坐到了北京，当时我充满了期待。

但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高楼大厦和那么宽的马路，我突然间就不敢说普通话了，总说家乡话。

强烈的自卑感使我变得小心翼翼。北京太大了，我既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又拼命想融入。我内心充满了矛盾，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慢慢调整过来。

上大学期间画的画

大二那年第二次选择专业，我选择了雕塑系，它是央美最好、也是最难的专业。我内心有种不服的感觉，想挑战难度。

雕塑系是个男生多女生少的专业，在这里，做大雕塑需要大量的泥巴，泥巴是要抢的。男生不会因为你是女生就让你，你想多要点泥巴，就得跟他们抢。

美院有很多常见的对女生的刻板印象，比如觉得女生搬不动东西，男生接活接得更好之类的，包括老师有些公共艺术的项目也都不怎么叫女生，都是叫男生做。

那种环境里，你必须要不服和硬刚。

年少时的柳溪

虽然进了最好的学校，但直到毕业后的好几年，我都没有真正地“成为”一个艺术家。

2010年从美院毕业后，我很迷茫，不知道是要考继续考研究生还是当艺术家，只觉得大家都在做什么，那我也做什么。

为了谋生，创作之余，我开始做考前培训，教高中生画画。

教书的时候，我总会特别照顾班里那些不爱说话的学生。我知道，那些不敢说话、不想说话的小孩，其实内心也渴望被关注。

就像初中时，有个因为身体异味被全班霸凌的同学，我很愿意和他交流。因为我曾经就是边缘人。

那几年，我也做了一些作品。

但那些作品，只是为了创作而创作。当然，毕竟在美院接受了五年的教育，作品的技术和审美是有的，但我知道，那些东西只是看起来“像”作品，不是我内心真实的声音。

直到2013年，我和先生结婚，因为他工作调动，我们从北京搬去了上海。

生活环境的改变，让我从那种紧绷的状态中松了一口气。我开始在景德镇和上海之间穿梭，有了大量的时间去探索创作。

创作中的柳溪

当我不再只是为了创作而创作，而是真正尊重内心的需求去表达时，我才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了一名艺术家。

母女

当我放松下来，生命经历中的许多痛苦、情感自然而然涌现。最先出现的是我的妈妈。

从小我就知道，我出生时，母亲看到我是个女孩后哭了，那时我是失望的。

随着长大，了解母亲的生活状态和面临的困境后，我也理解了她。当时外界所有人对“我”的期待都是一个男孩，种种压力最终只压在了我妈妈一个人的身上。

但母爱本身是没法变质的。我妈妈其实一直很爱我，可能她爱的方式不是我期待的那种方式，也不是现代社会认为的“健康”的方式，但那种爱非常浓厚。

我很疼惜她，我一直知道妈妈付出了很多，不管是家务还是别的，她吃了很多苦。

去北京上大学后，为了赚生活费，我常去全国各地兼职。我知道妈妈牵挂我，就送了她一张中国地图。

每当我告诉她我在哪里，她就在地图上找到那个点。好像看着那个点，她就跟我有了一种连接，仿佛她也去过那些地方。

后面，我往返于不同的国家参加展览，又送给了妈妈一张世界地图。我希望能通过这张地图，和她建立起一种新的连接，让她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我都去过。

作品在西班牙进行展览

除了情感上的牵挂，妈妈的生活习惯也延续到了我身上。

那时候学校里没有洗衣机，只能手洗衣服。我回忆起，从前在老家的时候，妈妈经常用搓衣板帮我洗衣服，洗得很有效率，所以洗衣服时我也自然地用了搓衣板。

于是，我开始创作一组名为《妈妈》的作品，它的主体是38块陶瓷做的搓衣板。

有次回山东老家，我在院子的墙角看到了一块老旧的搓衣板。我把它带回了工作室，以此为模型，制作了第一块陶瓷搓衣板。

后面，我在印度做驻地时坐火车从加尔各达到孟买，看到了一个妈妈送别女儿，哭得好伤心。看到她哭的那一刻，我决定要继续扩张搓衣板系列的创作，要做更多。

回国后，我开始收集各地的搓衣板。有的是自己采购的，有的从农村收来，有的从二手市场淘来，还有的是朋友寄给我的。它们来自山东、山西，来自南方的河边…..每一块都有不同的肌理和图案。

有的搓衣板上刻着“为了明天”，有的刻着“年年有余”，还有的刻着五角星和“福”字，这些是女性对未来的美好寄托，也蕴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

在制作搓衣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巧合：陶瓷在烧制的过程中会收缩。这些成熟的搓衣板作品，比最初的模型收缩了17%。

这种物理意义上的“缩水”，像极了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衰老的过程。

我妈妈今年73岁了，我上学的时候她才50多岁。现在每隔一年回家，我都会发现她“收缩”了一圈。

妈妈的衰老让我很心疼。一年多没见妈妈，我心里面想的还是她一年前的样子，一年之后再见她，看到她从年轻力壮变得衰老，会突然觉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创作时，我把对于母亲和女性的疼惜全放在了这组作品里。

随着搓衣板数量的增加，我在想，这组作品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数量太少不够贴切，毕竟女性的群体如此庞大，做多了也没意思，相当于在重复。

那就做38块吧，对应“三八妇女节”。

这组作品完成后，被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LACMA）和伦敦的V&A博物馆收藏了。

这让我特别高兴。不是因为作品本身，而是因为这些曾经被视为边缘的搓衣板，终于被放在了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展示。

我妈不懂艺术，但我告诉她这件事时，她很高兴，也很欣慰，觉得女性的苦，终于被人看见了。

神是我们自己

现在，我也成为了一位母亲。

为了照顾孩子，我有两年的时间几乎停止了创作。景德镇没有合适的托育机构，我只能亲力亲为。

当母亲真的需要付出很多，母乳喂养、换尿布、哄睡……这些繁琐、冗长、重复性的劳动，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

孩子刚满40多天时，我去奥地利参加展览。布展中途，每隔两个小时，我就得跑回住的地方给小孩喂奶。

柳溪和女儿

那是一种寂静的消耗，没人能代替。

从前我心疼女性、感恩母亲，都是从一个女儿的角度出发的。但现在我置身其中，才真切地知道女性到底是在哪些具体的点上被彻底消耗掉的。

被消耗的切肤之痛，促使我创作了一组新作品，叫做《寂土》。

我翻制了自己哺乳期的乳头，无数个小小的模型堆积起来，最后会形成两座巨大的、像坟丘一样的装置。哺乳期的乳房，就像这两座坟丘。

在我的老家山东，人去世后会埋在麦田里，堆起一个土包。过几年，土包平了，土地也重回平静了。

这很像女性哺乳的过程，对于她们的付出，大家过段时间就会遗忘了，其中有一种悲凉在。

除了身体上的消耗，我还想在作品中探讨精神上的隐形伤害。

我正在进行的另一组作品是关于“语言暴力”的，叫做《瘢》。它的灵感始于我在墨西哥驻地时的一次田野调查。

作品《瘢》

当时我问当地一位五六十岁的陶瓷女工：“作为女性，你所经历的语言暴力是什么？”她很困惑，听不懂什么是“语言暴力”。

直到我举了一些例子，比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这个女生就是这样”、“你的头发今天怎么是这样？”

听着听着，她的眼睛突然红了。她悄悄跟我讲了从丈夫那里经受的语言暴力，这么多年里，她一直以为都是她的问题，她现在才知道，其实并不是。

我特别心疼她。同样地，有很多女孩，非常愿意跟我分享她作为女性所经受的不公、受到的规训以及对这一切的感受。大家所经历的痛是共通的。

我的另一组新作《炉姑神》，同样和女性受到的归训有关。

它源于我家乡的传说。从小，奶奶就带我去村里的炉姑庙祭拜“炉姑神”：为了炼化成精的铁牛，铁匠的女儿跳进了炉火，牺牲自己保全了村庄。

长大后回看，我才发现它是教导女性牺牲、顺从的。我想用这个作品去解构神话，破除女性自我牺牲的叙事， 祭拜“神”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

从妈妈的劳作到母职，再到女性经受的归训，这些都是容易被忽略的东西。我的作品就是把这些被忽略的东西反复揉搓，让别人看得到。

创作中的柳溪

我们这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背负太多东西了，总觉得要做到这样那样，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对女儿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期望。我未实现的愿望，不需要在她身上实现，但我成长过程中那些缺失的遗憾，可以在她身上弥补。

因为从小被打压、被否定，我现在就会多夸夸她。我告诉自己，不要给她太多的干预：她想玩就去玩，想试错就去试，摔倒了需要一个拥抱的时候，我就在一旁抱抱她。

她需要成为她自己，我也需要成为我自己，在生命的交集里，我们有一部分是相互支持的就够了。

经常有人讨论女性的处境，说现在的女性地位提高了，可以“上桌吃饭”了。

但我认为，我们现在追求的，不仅仅是“上桌”。如果上桌只是为了坐在旁边听男人们吹牛，那这个位置没有意义。

我们要的是平等的对话。我能够真实地表现我自己。

只要还有女性还存在，我们的表达就要一直存在。

图源受访者与网络